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清孙洙选编。孙洙，别号衡塘退士，江苏无锡人，乾隆十六年?１７５１?进士。诗实选３０９首，显然是让篇数和《诗经》３ｌｌ篇?其中六篇有目无辞?大体相同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五首只选了两首。道光十一年四滕吟社重印时将五首选全，故今本为３１２首。
衡塘退士在书前写了一篇仅１３２
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，取其易于成诵，故流传不废。但其诗随手掇拾，工拙莫辨，且止五七律绝二体，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，殊乖体制。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，每体得数十首，共三百余首，录成一编，为家塾课本，俾童而习之，白首而莫能废，较千家诗不远胜耶！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，请以是篇验之。
这篇序谈不上有任何理论阐发，他的选择标准也只是“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”而已。
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“家塾课本”却有极强的生命力。历代的诗歌选本其流传之广，影响之深，除《诗经》《文选》外，五七言诗选没有任何一本可以和《唐诗三百首》相比；而且《唐诗三百首》较之《诗经》《文选》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。《千家诗》虽流传亦广，但确有孙洙所说的缺点，够不上档次。五四以来，特别是１９４９年以后，近代学者用“新观点”编的唐诗选本多不胜数，有若干种还冠以“新选唐诗三百首”的名目，竟然没有一种可以和孙选相抗。孙选三百首无数次重印，总是出来就一抢而空，今人选本却默默无闻，甚至不久就湮没了。
《唐诗三百首》成功的秘诀究竟何在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孙洙让所选的作品范围在一个美学体系、一种审美标准之内。全书凡选录七十七位诗人的作品，但我们读起来除极少数以外，好像是在读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诗作，只觉其温厚和平，和谐顺畅，不会因风格内容变化太大而感到不谐调。因为他所选的都是风格典雅浑厚而语言典范流畅的诗篇，节奏和美，音韵铿锵，而于冷峭幽涩险怪纤巧绮靡之作则加以排斥。一般不涉复杂的历史事件，即使涉及，由于表达的顺畅也容易理解；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即属于这种典型?少数作品如韩愈《石鼓歌》、李商隐《韩碑》例外?。作品绝大多数非常优美，披翻咏读，如信步桃花源里，只觉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迎面惠风和畅，花香鸟语，使人心旷神怡。
孙洙的选录标准，自有其时代渊源。孙氏生当乾隆盛世，其时在江南，沈德潜的诗教影响很大，孙洙的选诗标准，基本上脱不出沈氏的藩篱。沈德潜论诗强调“温柔敦厚”，追求“体格声调”。他在《唐诗别裁序》中揭示他的选诗标准时说：“既审其宗旨，复观其题材，徐讽其音节，未尝立异，不求苟同，大约去淫滥以归于雅正，与古人所云微而婉、和而庄者，庶几一合焉；此原意所存也。”在《重订唐诗别裁序》中又说：“至于诗教之尊，可以和性情，厚人伦，匡政治，感神明；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旨，继论体裁，继论音节，继论神韵，一归于中正和平。”沈德潜的这些论述，验之孙洙的《唐诗三百首》是十分合拍的。“去淫滥以归于雅正”，“一归于中正和平”，正是孙氏三百首选录的依归，所选录的作品也明显受沈氏《唐诗别裁》的影响。全书３１２首诗，有２３９首与《唐诗别裁》所选相同，只有７３首是别裁所没有选的。其中五言古诗４０首，仅有四首不同于《唐诗别裁》；七言古诗４２首，只有７首不见于《唐诗别裁》；七言律诗５３首，也只有１１首是《唐诗别裁》所没有选的?其中单李商隐一个人就占有８首，除开李商隐就仅有３首不同了?。五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，不同于《唐诗别裁》的略微多一些。孙洙无疑是沈德潜的追随者，即使是《唐诗别裁》未曾入选的作品，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大多仍符合沈德潜的诗选标准。沈德潜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盛世的风尚，因之受沈氏影响选就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也曲折地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。
《唐诗三百首》之所以成功，还有一个重要却又简单的作法，就是突出重点。有唐三百年，突出盛唐一段，选录达１５０首之多，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。盛唐又突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三家，凡选录９８首，也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。其次孟浩然、王昌龄、岑参等选录也不少。盛唐以后也各有重点。由盛唐进入大历的诗人突出韦应物和刘长卿。白居易的诗入选不算太多，只有六首，但因选入了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两篇无与伦比的长诗，就使白居易在书中具有特殊的分量。中晚唐近体诗则突出李商隐和杜牧。如此重点突出，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。不过，尽管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的作品绝大多数确是优秀之作，也有少数作品选录不当。如綦毋潜《春泛若耶溪》、元结《石鱼湖上醉歌》，都不够水平。即使是大家作品，如李白《金陵酒肆留别》、杜甫《寄韩谏议注》、孟浩然《夜归鹿门歌》，在他们自己的集子里也并非上乘。至于像郑畋的《马嵬坡》，格调甚低，更不应入选。
应该看到，受选家诗论的局限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选择从整体说也是有缺点的。孙洙强调风格的协调，忽视甚至排斥艺术的多样性。如李贺的作品一首也不选，大概是认为他过于诡谲；储光羲的作品也不选，可能是嫌其轻淡。初唐仅选了王勃、骆宾王、杜审言、沈?期、宋之问五律各一首，沈还选了一首七律；而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、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都未入选，显然是认为他们风格轻绮。但孙洙对李商隐的无题作品似有所偏爱，李的《锦瑟》一首，《春雨》一首，《无题》六首，沈德潜都未选，也许是嫌其诗旨隐晦，而孙洙都选了。这是孙洙诗选与沈氏诗风相违的极为独特的例子。
《唐诗三百首》皈依温柔敦厚、中正和平的诗教，回避矛盾斗争，对于反映现实较为尖锐的作品都尽力排斥。李白的作品总的说来选录恰当，但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一篇不录。杜甫诗选录如此之多，而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、《赴奉先咏怀》《北征》这些名作一篇未选。整个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作品一篇不取。中唐李绅《悯农诗》，晚唐聂夷中《伤田家》、皮日休《正乐府》等反映社会现实较为深切的作品也都一概摈斥。上述作品除李绅、皮日休之作外，《唐诗别裁》都入选了，可见孙洙比沈德潜做得还要极端。因之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作为怡情悦性的读物是很好的，而于通过诗歌了解历史、认识生活则有严重的不足。
《唐诗三百首》选诗的优胜与欠缺，很值得选家借鉴和研究。任何选家都有倾向性，怎样既保持一种“合理”的倾向，保持一种“正确”的审美标准，又大体能反映每一代诗歌的全貌，是选家面对的重大课题。在任何时代里，伟大杰出的作家总是少数。因此突出重点，而又不遗落其他作者的优秀之作，是对选家的识见和眼光的考验。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孙洙的成功和不足中得到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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